剧场建筑既是演出场所也是建筑艺术,作为剧场表演性的构成要素之一,它是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特定美学空间,因此有必要从特定时代的共同精神气质角度来剖析其伦理表演性。20世纪中叶至今,当代西方剧场建筑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伦理表演性的嬗变。当代西方剧场建筑类型多样,有着自身的建筑史发展线索,它们和当代剧场与表演实践既有交织融合,也有对立疏离。剧场建筑伦理表演性的锋芒,逐渐从现代主义新建剧场“为创造而摧毁,或为赋能而创造”的创新,转向后现代改造剧场通过引用与重述对自律主体性的解构和在此基础上的主体性重建,以及全球化时代临时剧场建筑倾听他者、回应他者的漂移。当代欧美剧场建筑通过发挥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为正在浮现的时代问题提供兼具艺术想象力和现实行动力的建筑新思路。
“剧场建筑是剧场体验的最关键要素之一,却又最少被人理解”[1],1993年剧场史学者伊恩·麦金托什(Iain Mackintosh)这样写到。剧场建筑不仅是演出场所,也是建筑艺术,因此当代剧场建筑和其他建筑一样,正面临哲学家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在其著作《建筑的伦理功能》(The Ethical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1997)里描述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主义的确定性向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过渡,建筑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2]。本文围绕当代西方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展开,探讨20世纪中叶至今西方剧场建筑理论与实践的伦理表演性嬗变。当代西方剧场建筑类型多样,有着自身的建筑史发展线索,它们和剧场与表演实践既有交织融合,也有对立疏离,体现出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进程,并在全球化时代产生了新趋势和新问题。
什么是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哈里斯界定的“建筑的伦理功能”和当代剧场研究的表演性转向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哈里斯指出,“伦理”(ethical)一词衍生自希腊语“精神气质”(ethos),在此是指“人类存在于世的方式,他们栖居的方式”;而他所说的建筑的伦理功能,是指建筑承担着“阐明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任务”[3]。这一解释可以回溯至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ethos一词的本义“居所”,海德格尔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ethos anthropoi daimon译为“只要人是人的话,人就住在神的近处”[4]。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前言里以“居所”隐喻为前提,提出ethos(指演说者在演说中展现的个人精神气质,包括实践智慧、美德、善意)是演说者说服力的最重要因素,而且它只有在与公众的道德观念一致、投射为公众可信赖人格的情况下,才会起到正面的说服作用[5]。换言之,精神气质是言语对听众产生预期效应的关键,具有施行性话语的作用,也就是J. L. 奥斯汀所界定的“表演性”(performative)或“以言行事”的能力[6]。各种艺术形式都具有筑居于时代精神气质的伦理表演性:一方面,它们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呼应特定时代的共同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它们对社会危机等紧急状态做出回应,承担时代的责任,体现出“艺术的生成性”和“挑战现实的能力”[7]。表演性研究具有日益凸显的重要意义。何成洲在《表演性理论:文学与艺术研究的新方向》中指出,“剧场和表演研究在过去30年中经历了一个表演性转向,让表演性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理论概念”[8]。剧场建筑是剧场表演性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特定美学空间,有必要从特定时代的共同精神气质角度来剖析其伦理表演性。
福柯在演讲《另类空间》(Of Other Spaces,1967)中概述了基于时代共同精神气质的西方空间演变史。第一阶段是中世纪的赋位(emplacement)空间,表现为不同场所之间的绝对等级、对立和交错;第二阶段是始于17世纪的延展(extension)空间,场所只是物体运动轨迹中的一点,赋位空间的在地性被广延性取代;第三阶段是当代的关系(relations)空间,“场域由点或要素之间的邻近关系来定义”,如“系列、树状或网格”[9]。福柯认为剧场是一种异托邦,即特定社会空间里的“反场域”(counter⁃site),是某种“实现了的乌托邦”,它们“再现、对质、颠倒”特定文化里的所有其他线]。异托邦存在于所有时代,但是剧场建筑实物的建造和其他纪念碑性建筑一样,往往是在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严格规训下进行,因此,剧场建筑的建造目的主要是再现而非对质或颠倒同时代的真实场域,其伦理表演性基本体现了福柯所说的从中世纪赋位空间到启蒙时代延展空间再到当代关系空间的转变。但由于《另类空间》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福柯论述的当代关系空间主要还是结构主义的,而此后又发展出西方空间史的新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空间和全球化空间。正是在这两个新阶段,建筑遭遇了解构危机,而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则从“再现”转向“对质、颠倒”同时代的真实场域。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对福柯“空间三段论”尤其当代空间论述的有益补充。他从辩证法、现象学和语言学三个角度对空间的生产进行分析,对西方空间演变史做出如下概括:从绝对空间(具有宗教和政治功能的自然空间碎片)转向历史性空间(知识、技术、宝藏、艺术品与象征物等财富与资源的积累空间),再转向抽象空间(发挥资本主义功能的政治经济空间,背后的真正主体是国家政权)。而抽象空间又必然具有空间性矛盾,内含可以萌发新型空间的“差异性空间”[11]。这一空间演变史大致对应于福柯的“空间三段论”,但是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内部矛盾性的敏感,解释了后现代空间和全球化空间的萌发,而且他更强调物质与身体感知对于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用列斐伏尔自己的话来说:“我们首先关注的领域是物质(physical)领域,即自然、宇宙;其次是精神领域,包括逻辑与形式的抽象;第三是社会领域。换言之,我们所关注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以及被可感知的现象占据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推想(project)和投射(projection)、象征和乌托邦等。”[12]如当代剧场史学者大卫·怀尔斯(David Wiles)所言,列斐伏尔对身体物质性的强调对于剧场表演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13]。而且,由于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也关注“想象的产物”,他总结的空间演变史不仅适用于作为异托邦的剧场建筑实物,也适用于未建造的、作为乌托邦的剧场建筑思想。
20世纪之前,西方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变迁验证了福柯和列斐伏尔对空间演变史的总结。古希腊罗马时代至中世纪的剧场是福柯所说的赋位空间,剧场是发挥政治或宗教功能的特定空间,但同时也体现了列斐伏尔所言绝对空间向历史性空间的逐步转化。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职业演剧的繁荣,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进入福柯所说的延展空间阶段或列斐伏尔所说的历史性空间阶段,早期现代的自我意识与知识理念成为剧场空间建构的动机与目标。17—18世纪启蒙时代,视觉和语言的地位上升,成为发挥剧场建筑伦理表演性的主要渠道。这一时期的剧场建筑推崇镜框式舞台、前置乐池、马蹄形观众席、舞美透视法和幻觉奇观。这种视觉至上的幻觉剧场建筑延续至今,但其伦理表演性在20世纪逐渐丧失,被列斐伏尔所论述的资本主义抽象空间阶段的新型剧场建筑取代。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后冲击下,20世纪出现了新的呼应时代精神气质、回应时代危机的西方剧场建筑理念,主要体现于“二战”结束后的欧美剧场建筑实践,其伦理表演性的锋芒逐渐从现代主义新建剧场“为创造而摧毁,或为赋能而创造”[14]的创新,转向后现代改造剧场通过引用与重述对自律主体性的解构和在此基础上的主体性重建,以及全球化时代临时剧场建筑倾听他者、回应他者的漂移。
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在讨论作为表演事件的文学时指出,“语言和形式上的创新性”作为文学创新性(inventiveness)的一种,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尤其密切[15]。现代主义建筑也具有这种形式上的创新性特征,建筑师或设计者通过与过去的传统建筑形式决裂,彰显个性和自由,这与启蒙时代尤其康德以来注重意志自律的伦理倾向和注重艺术自律的美学倾向形成呼应。但是现代主义的创新性具有美学和政治上的内在复杂性,马克·金威尔(Mark Kingwell)区分了建筑现代主义的两种模式:“为创造而摧毁,或为赋能而创造。”这两种模式也体现于当代西方新建剧场建筑的伦理表演性之中。“二战”后,许多欧洲剧院毁于炮火,在各国文化扶持政策的激励下,英国、联邦德国和北欧等国家和地区兴起了延续近四十年的剧场建造浪潮。这些新剧院摆脱了商业剧院的经营模式,成为以社会服务和教育为主要目标的市民剧场、非商业轮演剧场和大学剧场,具有战后民主文化重建的明确政治功能,同时接续了战前现代主义颠覆传统的美学诉求。
新建剧场“为赋能而创造”的伦理表演性主要体现于剧场内部设计。很多新建剧院放弃了镜框式舞台,转向更灵活的伸出式或开放式舞台以及侧台等其他有助于建构更亲密观演关系的剧场传统,剧院规模通常在2000座以内[16]。英国导演泰隆·格思里(Tyrone Guthrie)的剧场设计尤具代表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建造了格局相似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剧院(Shakespeare Festival Theatre)和格思里剧院(Guthrie Theatre),为上演古典及现代经典剧作的当代轮演剧场提供了范例。格思里主张改变建筑去适应经典作品,他设计的剧院结合古希腊圆形剧场观众席和伊丽莎白时代舞台的特点,开放式舞台向观众席延伸,观众围绕舞台三面而座,以便在保持亲密观演关系的同时采用布景[17]。现代民主观念体现在每一座席与舞台之间的平等亲密度,观众席采用不规则设计,座椅为和谐多元的碎纸屑式缤纷色调,声学天花板下也铺设朵朵“云片”[18]。格思里剧院的建筑理念影响了此后建造的很多主流欧美剧场。